關於社會科學所關懷之對象的選擇與認定必然是「主觀的」這個事實——亦即，牽涉到問題的選擇；因而這問題有一定的文化上的意義，因而引起研究興趣之問題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客觀而妥當的因果分析無法施行。相反的，因果說明能夠由其它事物來確實為真確，而不只是對任何特殊個體才是「妥當的」。但是，無論是觀察對象的選擇，還是研究者在無盡的因果之網中應該深入探察到什麼程度，這都決定於價值假設前提之下。

我想關於趙剛所說「方法論上的中國人」並無任何道德、知識上的優越性，在這點上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也同意「對外」與「對內」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對外確立台灣研究的正當性，是無法以「知識與倫理上進步」而證成的，甚至沒有哪種研究可以以此證成的（因為所謂的知識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因此，即便是中國研究看似天經地義自成體系，其實在「解構中國性」之後，則未必如此。中國研究的穩固來自於在現實政治上，中國得以做為一個民族國家參與國際體系，這個制度上的前提。因此，我還是要強調問題不在於「台灣究竟有沒有作為共同體的資格」，而是在於「在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台灣史與台灣研究的書寫，如何讓在這裡生存的所有人都能被納進而沒有排除的情況」

這個部分，是你區分中所謂「對內」的問題，我的作法則是以知識與倫理上的進步以維繫共同體成員的認同。

先簡單這樣回應吧，等我寫出下一篇之後，論點應該會更清楚些。

他的答案「方法論上的中國人」其實並沒有達成其所謂的超越意義，換言之，這是一篇兩種「民族—國家—人」（中國人v.臺灣人）的優劣比較。最終，方法論上的臺灣人或是中國人，在引領歷史做為主體定位、理解與建構的過程中，並無道德上的、知識論上的、與理論上的優越性。所以我認為這個證明題趙剛教授的回答是無效的。

歡迎他下次使用「共時性下的中國人」或「地球人」甚或「宇宙人」來化解這個難題。關於趙剛教授的解題路徑，這也劃連到中國政治哲學在現代（或後XX）世界的適用性可能。就我粗淺的瞭解來說，因為中國政治哲學缺少對「公共」作具有歷史脈絡與當代景況的思考，因此它的價值，在當今，或許僅存於道德哲學的領域而已。

此外，我對nagasawa的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見，中國民族或是米國民族、日本民族都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民族的存在—時間上的、意識空間上的。我的意思是說，要證成臺灣民族（史）的存在，是一個不假外求的工作，無論使用什麼意識型態，皆是求在當前處境能夠促成認同意識上的維繫。換言之，多元主義的、一元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或任何修正主義式的寫作，若無法說服共同體成員維繫認同，就僅是知識遊戲。

因此，雖然如何使「好的」與「對的」認同標的同時出現，是二則一、一則二的問題，但我認為分開處理對外的（知識與倫理上進步的）與對內的（共同體成員的維繫不斷）問題性質是必要的。

相當感謝回應。

不過，「台灣共同體是如何而來？如果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足以堪稱具有自主性與獨特性的歷史脈絡作為基礎，如何能得出台灣得以作為共同體的資格」，當您提出這個問題時，很難不落入您所反對的「本質主義標籤」。共同體的劃份當然存在預設（不管是我或是趙剛都一樣），而這個預設必然是經過一個「決斷」，就我目前的想法而言，不認為這個對於「主體」的預設（亦即決斷本身）有「論證」的可能，而只能訴諸個人的「價值關連」。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是，何以獨有台灣史才需要證成自己，中國史卻似乎作為「天經地義」的存在？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判斷（請參閱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認同之曖昧不明〉）

我的看法是，問題不在於「台灣究竟有沒有作為共同體的資格」，而是在於「在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台灣史與台灣研究的書寫，如何讓在這裡生存的所有人都能被納進而沒有排除的情況」

我稍後會再撰寫一篇關於「台灣島史」的文章，以深化這方面的思考，歡迎繼續提出看法與討論。

　　鄭鴻生的談法是很傳統的血緣文化式民族主義，這種帶有本質主義標籤的談法在今天看來已經很難有說服力了

　　趙剛則是很迂迴地，用知識論的面向，主張要理解現在的台灣人必須先回到近三四百年來中西交會的歷史所塑造的中國人身分，以及其後這種中國人身分延伸到台灣的種種影響，所以必須重建自1970年代以來在台的中華民國政權失去中國代表權後產生的中國人身份之瓦解。但事實上這樣的談法還是包裹、夾帶了他個人的情感認同與想像的共同體邊界，因為原波點出了即便同意趙剛的知識論目的之前提，要了解台灣也不能只是納入中國的脈絡，應該還有美、日、東南亞等，甚至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原波這樣的談法似乎頗類於楊照先前提出的「中國史也是台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主張。但是這樣的推論如果太極端，是否會導致可以任意挪用任何歷史脈絡的危機？原波回應趙剛的方式其實已經先預設了台灣共同體，然後再申論中國脈絡與其他脈絡都是台灣的一部分，要了解台灣不能只看中國脈絡。那麼台灣共同體是如何而來？如果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足以堪稱具有自主性與獨特性的歷史脈絡作為基礎，如何能得出台灣得以作為共同體的資格？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作者和趙剛都有一定程度的武斷性和任意性。作者先劃分了一塊自己給定的共同體區域，亦即台灣，再把曾與這區域上有過互動的集團、歷史脈絡納入該共同體的歷史發展中以凸顯出這塊共同體的主體性，跟趙剛直接給定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一樣，都是在建構國族敘事。尤其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導致每一個地區都可以找出互動頻繁的證據，更有利於申論歷史脈絡往往不只一個源頭。因此我認為，從作者從知識論面向上反駁趙剛獨斷地過度強調中國脈絡對台灣的影響是合理的，甚至更進一步我認為可以質疑趙剛：按照他這樣的說法，不了解近代以來的西洋史發展那我怎麼了解1844年以後西力入侵中西交會下所產生的中國？但是即便可以如此反駁趙剛，但恐怕咱們也都得捫心自問，是否也是因為我們設定了有別於趙剛的共同體想像，因此才對他用知識理解面向把台灣放在中國脈絡下會特別敏感吧！

鄭文與趙文的發言角度不令人驚訝，驚訝的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發言高度上應有一致性，也就是說，不論其立場是自由主義者、現實主義者、抑或民族主義者，其發言都應有最起碼的理性基礎，也就是邏輯一貫性。

今日趙文一反過往對於民族主義的誣蔑與批判，坦然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歷史行動主體，卻提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甚至連「公共性」都願意揚棄，宛如法西斯主義者的立場，如果這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衍生症候群，對於任何一位愛好自由民主的人來說，都是令人不寒的局面。

但趙剛卻忽略台灣本身的歷史複雜性而只欲將其和中國做連結 從中國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歷史定位 而忽略台灣幾百年來自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