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nagasawa | 2009/01/10 星期六

超克全世界的分斷體制

2008年9月,台灣一向最自詡進步性與批判性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舉辦了一場「台社20週年會議:超克當前知識困境」。會議中發表了諸多論文,其中鄭鴻生與趙剛的文章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

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的論點其實相當清楚(而膚淺的)。在根本上鄭鴻生無法接受「中國人這麼一個身份竟然變成不能公開說出的私密暗語」。因此,在文章中「要來闡明重做中國人是有其現實、心理與歷史的基礎,以及諸多合理性。」並且「希望這麼一個重新來過的身份,能有助於解決兩岸之間因歷史與政治的斷裂而造成種種看似無解的難題。」(2008: 123)

在「中國人身份的大轉折」一節中,鄭鴻生指出過去在台灣說出「我們中國人」這個身份是相當自然的事,但是到了1970年代開始,由於國際情勢完全走樣(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使得「整個1970年代是個台灣的中國人身份大轉變的年代,台灣人在國際上,尤其是被老大哥的美國剝奪了中國人的身份。」(2008: 125)。鄭鴻生強調美國因素對於台灣「中國人」身份轉變的巨大影響,還在於冷戰結構下「親美反共」的框架:

當台灣在1970年代失去了中國的代表性,而這個中國的符號轉由原來是「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之後,「反共」就只能是「反中」了,尤其是當共產主義這名詞已經失去實質意義的今天。(2008: 125)

對於中國與台灣之間形成的「分斷體制」,鄭鴻生認為是歷史性的偶然斷裂形成的二元對立,但後來的人卻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接著,便舉閩南語是來自中原的古老漢語,但在有心人二元對立的操作之下卻變成帶有國族意涵的台灣話。鄭鴻生認為在口音上並沒有台灣閩南語這種統一的語言,台南口音與廈門口音的相同性大於台灣其他地方的口音(2008: 128-129)。花了許多篇幅討論關於閩南語的常識後,鄭鴻生要強調的是:

台灣閩南語之所以成為與「華語」或「中文」二分對立的「台灣話」,並沒有現實的基礎,而只能說肇因於1949年以後國共鬥爭分斷體制下的一種假象,一種意識型態的部分。(2008: 130)

透過諸多「歷史常識」,鄭鴻生就是要論證出台灣與中國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切的隔閡都是晚近人為建構出來的。而我們今天應該要化解這些「分斷體制」,重新再做中國人,並且「幫助成就一個對人類有貢獻的青春中國」。對於這篇文章明顯的荒謬與可笑,不需要太多贅述。我只想提出一點意見:如果鄭鴻生以上的論述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只要把文章主體從「台灣」換成「新加坡」、「越南」等,我們一樣可以得出「新加坡人應該重新再做中國人」、「越南人應該重新再做中國人」的結論。如果是這樣,乾脆全亞洲全世界都做中國人就好了。

趙剛的文章則相對來說有些意義。〈超克分斷體制下的歷史與主體:從學習做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開始〉開頭首先指出,長久以來台社不認為民主社會的主體是必須被問題化的,他批判台社二十年來對於民主主體的想像(自主社運與公民社會)是非歷史的,並認定過去呼籲「公共化」以及「自主公民進場」這種看似進步價值的論述已逐漸失去介入現實的能力,不再受到重視。趙剛決定「嚴肅面對歷史介入能力日漸薄弱的事實,重新審視主體問題」(2008: 137)。這種 「非歷史的主體」,趙剛認為必須從五四運動、國民黨自居道統反共、台灣自由主義者擁抱美國以反對國民黨的歷史來說明。其中有太多論點值得反省或批判,暫且略過。 透過找尋「台灣民主主體的中國源流」,趙剛強調應該瞭解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其所謂的「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重新理解台灣的現況:

要認識當今的台灣,就不得不把這個認識的工作置放在一個更深、更廣的時間源流與空間背景之下。因此認識台灣必然要求認識「中國」(特別是三四百年來的近現代史)。……如果當台灣人,不只是一個認同表態,而一定包含了「認識台灣」這一核心的話,那麼當台灣人就意味著當「中國人」。而這個中國人的概念要高於現存的兩岸政權,直指這三四百年來,「東」與「西」遭遇交往開始後的這整個歷史整體。如果真能以暴力蠻志硬生生切斷這個浩瀚歷史之流,台灣人的確是當不了中國人,但終必也當不了自己,因為「因其固然」,生切硬割帶來的總是心靈的重大挫傷。(2008: 152)

接著,趙剛審視台社二十年來三篇集體署名(即「台社編委會」)的論文,認為「以批判當權、主流知識界民粹主義傾向的台社,竟然和它所批判的對象共享同一『去歷史的」、反映冷戰思維的知識方法。」(2008: 152)。具體來說,趙剛認為台社長久以來高舉的自主社運和公民社會, 是「冷戰思維與現代化意識型態的產物」,並在空間、時間、價值上有其預設:空間上只嘗試在(現實的)民族國家內部反抗國家機器;時間上以當下社會為知識對象;價值上限定自由、平等、公共、多元。甚至認為台社只是「以方法論台獨質疑政治台獨」(趙剛 2008: 157-158)。趙剛認為應該放棄過去「非歷史的民主主體」:

……關鍵不在提出一個進步的類屬(好比公民),寄望他們成為歷史的動力,對我們遭遇到的真實而具體的問題(例如這裡所談論的克服國度分裂的問題) 有對症下藥的能耐……不管是召喚出什麼優異動人的主體概念或價值理念,如果僅僅是寄望這些概念本身即有改變歷史的力量,那將是過於天真。(2008: 160)

要做的是回到更大的歷史中找出限制台灣民主開展、造成內部分裂的結構性原因。但是,趙剛隨即將問題焦點放在中國之上,提問「台灣內部的分裂……和冷戰的大斷裂體制以及兩岸之間的斷裂體制有何關係」(2008: 160)。於是,趙剛終於提出最後的命題:

在建立歷史聯繫下維持相對的自我認同,而這樣所經緯下來的認同,肯定比以政權割裂歷史為手段所模塑出的認同,要來得更能安身立命,因為它原則上不需要扭曲與掩蓋。你要當一個與過去和解從而身心安頓的台灣人嗎?請先學習當「中國人」。(2008: 162)

民主主體的歷史脈絡雖然是個重要的問題,但趙剛對於中國認同的情感因素旋即限制了他的思考。 他忘了(或刻意忽略)除了中國之外,日本在台灣的半世紀殖民、戰後台灣幾乎從屬於美國,這些也都留下許多深遠的影響。趙剛沒有交代而我們必須推到極端的是:同理類推,當台灣人之前是不是也必須當日本人和美國人?我同意趙剛面對民主主體的歷史性,試圖超克分斷體制的努力,但其視野僅放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脈絡則過於狹隘。我認為,要當台灣人之前不僅要先當中國人,還得當日本人、美國人等無數與台灣這個島嶼曾經牽連的人群類屬。而這樣的想法,正好符合吳叡人的思考:

……台灣不是非中國、非日本、非漢族,或者非西方;台灣就是台灣。我們必須解構多重的殖民中心與其製造的虛假對立,讓台灣可以同時是(自然的)原住民族、(文明的)中國、(和平的)日本、(友愛的)漢族,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讓台灣可以是這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2006: 103)

如果將所謂的「分斷體制」定義為對於台灣自我認識的阻礙,那麼,就讓我們不只超克兩岸,更一口氣超克全世界的分斷體制吧!

參考文獻

  • 吳叡人(2006)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思想 3: 93-106。
  • 趙剛(2008)超克分斷體制下的歷史與主體:從學習做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開始。台社二十週年會議:超克當前知識困境。台北:世新大學。
  • 鄭鴻生(2008)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社二十週 年會議:超克當前知識困境。台北:世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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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要認識當今的台灣,就不得不把這個認識的工作置放在一個更深、更廣的時間源流與空間背景之下

    但趙剛卻忽略台灣本身的歷史複雜性而只欲將其和中國做連結 從中國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歷史定位 而忽略台灣幾百年來自身的發展

  2. 趙剛在文中提及過去台社是以「方法論的台獨質疑政治台獨」,要求今後把台灣放到與中國數百年關係的架構來認識台灣。我可以同意歷史縱深的重要性,但很明顯的,在方法論與認識論的遮掩下,趙剛其實就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要求以中國為主體認識台灣。或許我之後會再寫一篇關於曹永和老師「台灣島史」的概念,深化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思考。

  3. @nagasawa: 很希望瞭解「台灣島史」的內含與精義,過往的討論,將「中國」、「台灣」等概念視為理所當然,導致多聲喧嘩卻永不對話,有一個統合性的理解,絕對有助於討論的推進。

    鄭文與趙文的發言角度不令人驚訝,驚訝的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發言高度上應有一致性,也就是說,不論其立場是自由主義者、現實主義者、抑或民族主義者,其發言都應有最起碼的理性基礎,也就是邏輯一貫性

    今日趙文一反過往對於民族主義的誣蔑與批判,坦然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歷史行動主體,卻提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甚至連「公共性」都願意揚棄,宛如法西斯主義者的立場,如果這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衍生症候群,對於任何一位愛好自由民主的人來說,都是令人不寒的局面。

  4.   同意作者的觀察。

      鄭鴻生的談法是很傳統的血緣文化式民族主義,這種帶有本質主義標籤的談法在今天看來已經很難有說服力了

      趙剛則是很迂迴地,用知識論的面向,主張要理解現在的台灣人必須先回到近三四百年來中西交會的歷史所塑造的中國人身分,以及其後這種中國人身分延伸到台灣的種種影響,所以必須重建自1970年代以來在台的中華民國政權失去中國代表權後產生的中國人身份之瓦解。但事實上這樣的談法還是包裹、夾帶了他個人的情感認同與想像的共同體邊界,因為原波點出了即便同意趙剛的知識論目的之前提,要了解台灣也不能只是納入中國的脈絡,應該還有美、日、東南亞等,甚至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原波這樣的談法似乎頗類於楊照先前提出的「中國史也是台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主張。但是這樣的推論如果太極端,是否會導致可以任意挪用任何歷史脈絡的危機?原波回應趙剛的方式其實已經先預設了台灣共同體,然後再申論中國脈絡與其他脈絡都是台灣的一部分,要了解台灣不能只看中國脈絡。那麼台灣共同體是如何而來?如果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足以堪稱具有自主性與獨特性的歷史脈絡作為基礎,如何能得出台灣得以作為共同體的資格?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作者和趙剛都有一定程度的武斷性和任意性。作者先劃分了一塊自己給定的共同體區域,亦即台灣,再把曾與這區域上有過互動的集團、歷史脈絡納入該共同體的歷史發展中以凸顯出這塊共同體的主體性,跟趙剛直接給定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一樣,都是在建構國族敘事。尤其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導致每一個地區都可以找出互動頻繁的證據,更有利於申論歷史脈絡往往不只一個源頭。因此我認為,從作者從知識論面向上反駁趙剛獨斷地過度強調中國脈絡對台灣的影響是合理的,甚至更進一步我認為可以質疑趙剛:按照他這樣的說法,不了解近代以來的西洋史發展那我怎麼了解1844年以後西力入侵中西交會下所產生的中國?但是即便可以如此反駁趙剛,但恐怕咱們也都得捫心自問,是否也是因為我們設定了有別於趙剛的共同體想像,因此才對他用知識理解面向把台灣放在中國脈絡下會特別敏感吧!

  5. 感謝分享,讀後有感:「與其從歷史中尋找一個分離點,不如從當下創造一個分離點。」

  6. @煢影

    相當感謝回應。

    不過,「台灣共同體是如何而來?如果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足以堪稱具有自主性與獨特性的歷史脈絡作為基礎,如何能得出台灣得以作為共同體的資格」,當您提出這個問題時,很難不落入您所反對的「本質主義標籤」。共同體的劃份當然存在預設(不管是我或是趙剛都一樣),而這個預設必然是經過一個「決斷」,就我目前的想法而言,不認為這個對於「主體」的預設(亦即決斷本身)有「論證」的可能,而只能訴諸個人的「價值關連」。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是,何以獨有台灣史才需要證成自己,中國史卻似乎作為「天經地義」的存在?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判斷(請參閱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認同之曖昧不明〉)

    我的看法是,問題不在於「台灣究竟有沒有作為共同體的資格」,而是在於「在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台灣史與台灣研究的書寫,如何讓在這裡生存的所有人都能被納進而沒有排除的情況」

    我稍後會再撰寫一篇關於「台灣島史」的文章,以深化這方面的思考,歡迎繼續提出看法與討論。

  7. 我認為趙剛文章的意義在於提出一個理論質問:「什麼樣的人,與其背後的、歷史性的主體建構與認識,能夠超越現今的建構(或說斷解挪用歷史)成果?」

    他的答案「方法論上的中國人」其實並沒有達成其所謂的超越意義,換言之,這是一篇兩種「民族—國家—人」(中國人v.臺灣人)的優劣比較。最終,方法論上的臺灣人或是中國人,在引領歷史做為主體定位、理解與建構的過程中,並無道德上的、知識論上的、與理論上的優越性。所以我認為這個證明題趙剛教授的回答是無效的。

    歡迎他下次使用「共時性下的中國人」或「地球人」甚或「宇宙人」來化解這個難題。關於趙剛教授的解題路徑,這也劃連到中國政治哲學在現代(或後XX)世界的適用性可能。就我粗淺的瞭解來說,因為中國政治哲學缺少對「公共」作具有歷史脈絡與當代景況的思考,因此它的價值,在當今,或許僅存於道德哲學的領域而已。

    此外,我對nagasawa的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見,中國民族或是米國民族、日本民族都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民族的存在—時間上的、意識空間上的。我的意思是說,要證成臺灣民族(史)的存在,是一個不假外求的工作,無論使用什麼意識型態,皆是求在當前處境能夠促成認同意識上的維繫。換言之,多元主義的、一元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或任何修正主義式的寫作,若無法說服共同體成員維繫認同,就僅是知識遊戲。

    因此,雖然如何使「好的」與「對的」認同標的同時出現,是二則一、一則二的問題,但我認為分開處理對外的(知識與倫理上進步的)與對內的(共同體成員的維繫不斷)問題性質是必要的。

  8. @brianmay8989

    我想關於趙剛所說「方法論上的中國人」並無任何道德、知識上的優越性,在這點上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也同意「對外」與「對內」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對外確立台灣研究的正當性,是無法以「知識與倫理上進步」而證成的,甚至沒有哪種研究可以以此證成的(因為所謂的知識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因此,即便是中國研究看似天經地義自成體系,其實在「解構中國性」之後,則未必如此。中國研究的穩固來自於在現實政治上,中國得以做為一個民族國家參與國際體系,這個制度上的前提。因此,我還是要強調問題不在於「台灣究竟有沒有作為共同體的資格」,而是在於「在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台灣史與台灣研究的書寫,如何讓在這裡生存的所有人都能被納進而沒有排除的情況」

    這個部分,是你區分中所謂「對內」的問題,我的作法則是以知識與倫理上的進步以維繫共同體成員的認同。

    先簡單這樣回應吧,等我寫出下一篇之後,論點應該會更清楚些。

  9. 沒時間直接找出Weber的原典,暫且先以Giddens對Weber的詮釋來說明好了:

    關於社會科學所關懷之對象的選擇與認定必然是「主觀的」這個事實——亦即,牽涉到問題的選擇;因而這問題有一定的文化上的意義,因而引起研究興趣之問題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客觀而妥當的因果分析無法施行。相反的,因果說明能夠由其它事物來確實為真確,而不只是對任何特殊個體才是「妥當的」。但是,無論是觀察對象的選擇,還是研究者在無盡的因果之網中應該深入探察到什麼程度,這都決定於價值假設前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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