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新衣：來自於國土邊陲的民族領袖

對德國人來說，那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年代。窒息到願意出賣一整個國族的靈魂，只為了抽一口鴉片，讓自己陷入自由的幻覺之中。

從1871年起，整個德國「普魯士化」，或說「軍事化」，變成一個秩序與效率的工廠。國家披上「Made in Prussia」的外衣以後，這個國家看起來像極了當時最時尚的「帝國風」，有著十足十的巴黎與倫敦的味道，儘管這件外衣和這個社會尺寸不合、大小不對。透過往外擴張的武力行動裡，德國找到了脫離法俄這些傳統帝國威脅，甚至可以反過來挑戰這些老帝國的信心，但在當時誰也料不到這個強行壓版刻模所生產出來的信心，卻是日後摧毀整個日耳曼民族理性的開始。

凡爾賽合約的簽訂，硬生生把德國軍國主義這件光鮮亮麗的外衣給扯了下來，赤身裸體的羞辱，凌遲著每個德國人的內心。因為集體性的民族恥辱，一個尋找過去既虛幻又實際的光榮念頭，理所當然的從每個德國人心中萌芽滋長。凡爾賽合約對德國的羞辱，不只是身負財政上的窘困，影響深遠的是，他重創了才剛剛崛起的民族自信心，而且是支解式的加以蹂躪。這使得即使過去的光榮只屬於霍亨佐倫家族，此時也成為重建民族信心的假借物。就像海中的溺水者一樣，即使再脆弱，再表面，一根浮木仍很快成為所有人的內心依靠。

1925年，興登堡當選總統。曾經指揮坦能堡大捷的老將軍，在脆弱的民主共和之下成為總統。在這位總是身著帝國時期軍裝、仍奉流亡在荷蘭的威廉二世為皇帝的老總統身上，即使不代表德國對帝國的緬懷，也看得出德國人民對凡爾賽的極度反彈，以及對威瑪共和與對議會民主的失望。

1930年，當興登堡決議將行政權繞開國會重新豎立政治典範之際，威瑪共和，這個希望繼承哥德與席勒人文精神的民主嘗試，已經名存實亡。對於強人的渴望、過去的效率與秩序，從一件單純的外衣，變成所有人盲目追求的理想。這件衣裳再不合身，也能掩蔽渾身是傷的身軀。

理性與人文在此刻儘管沒有喪失殆盡，追求國王新衣的力量卻已經勢不可擋的蔓延開來。在巴伐利亞東邊的奧地利，一個被維也納繪畫學校拒絕入學兩次，轉而投身軍旅的一位下級軍官，嗅到了這個盲目而狂熱的集體氛圍，巧妙的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巴伐利亞重新替德國設計出一件更虛幻的外衣。這個國王新衣的設計師，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成功的崛起，不僅只是前述結構性背景的催化，還有一些屬於他自己創作這件國王新衣所獨有的「秘方」。已故的德國政論作者Haffner，嘗試回到他自己曾經身處的那個荒誕歲月裡，寫下希特勒成為領袖過程中，被後人刻意遺忘的光彩的一面。那就是希特勒在1933-1938年，確實把德國失去的給一股腦兒的找了回來。無論是國際地位、經濟狀況、甚至民心士氣，都在希特勒領導之下迅速的擺脫凡爾賽的陰影，不只回到，甚至更超越1914開戰前的狀況。這五年的成就，使得希特勒成為政治上最被信賴的領導人，沒有透過戰爭把德國重新帶回世界舞台。至少在1938年以前，這個豐功偉業被視為擺脫一戰、威瑪共和的紛亂所呈現的曙光。

當然，歷史後來的演進證明了，希特勒的這些成就，是為了日後發動戰爭所做的準備。然而，如Haffner所說，如果1938年暗殺希特勒的事件成功，那麼直到今日，希特勒或許仍被視為德國政治史上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只是當二次大戰的爆發，當屠殺猶太人成為第三帝國在希特勒領導下的使命以後，過往的豐功偉業，一夕之間就淪為荒謬的記憶。

歷史給人類最大的玩笑莫過於重複的劇碼可以一而再的上演。希特勒之於德國，這個對於領袖膜拜與其崛起的概念，猛一回頭，竟有些許地方也同樣的可以解釋台灣對於建構一個領袖的渴望，以及一個身著國王新衣的領袖，對這個社群帶來的災難。

領袖、英雄、獨裁者。在華語世界的詞彙中似乎各有所指，而且用以形容的褒貶意涵不一。然而，這些概念的背後，是如此的相似，相似到只有當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個人死亡以後，後人才能用後來的價值與標準重新界定他是領袖、是英雄、或是只是一個獨裁者。台灣的近代史，是一部客體與主體矛盾衝突的書寫過程。來自中國威權政體和日本帝國的遺緒，對台灣而言，是揮之不去的客體影響。來自台灣本身追求現代化甚至建立國族的渴望，則是一股始終尋找出路的主體意識。因為歷史的路徑依循，客體與主體之間存在的對抗性、不相容性、零和性，造就了「追求領袖」的意識氛圍。

對客體來說，中國式的、威權式的領袖遺緒，是由蔣介石所殖入。他所代表的領袖概念，從中國的地方軍閥、對日本的戰爭、對共產黨的內戰、直到在台灣鞏固領導地位的幾個階段裡，都有著明顯的「生存壓力」。亦即，蔣介石代表的領袖，是引領一個團體存亡的代名詞，於是乎這樣的領袖有著極大的權力，操控著黨甚至是國家。這種模式的領袖，在他所代表的群體裡，等同於英雄，也等同於群體的存亡。也因為是客體的地位，因此這樣的領袖概念，需要不斷的用神話和教育來從主體群體的心理層面破除其存在的威脅。因此有著神話領袖的教育和社會化過程。然而，主客體的零和特徵沒有被改變的情況下，領袖的神格地位仍舊可能一夕之間就被逆轉。對具有零和競爭特性的客體（台灣）來說，這個領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

對主體來說，為了對抗客體在台灣的高壓統治與排他性統治，尋找領袖做相對應式的競爭是一個速成的方式。為了對抗客體的獨裁者，要凝聚主體力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裡面找一個能夠，或是有機會代表主體的英雄。對客體的群體來說，主體族群所追尋的英雄，就是一個不被承認的、具有威脅性的政治人物。客體的領袖，有著工具性的特質。不可能由神格化或是教育體系來建立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基於這個工具性，一旦客體的領袖被破除，主體領袖的存在意義也必須跟著改變。事實上，這是多元社會向上提昇的契機之一。1996年、2000年的台灣出現過這樣的機會。

過去的兩蔣時期，像極了希特勒在1933-1938年的色彩。高壓手段建立的秩序，看似有效率的建設國家，但背後的目的其實在於希望恢復統治中國的地位。如果真的發動奪回中國正統地位的戰爭，則這些建設對台灣人而言只會是災難。歷史的玩笑是，兩蔣沒有能力發動戰爭，因此他們任內的建設，甚至後來被迫放權的民主化，都成為領袖、獨裁者的偉大功業。這就好像希特勒在1938年如果被暗殺，到現在也是德國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之一。

跟隨著民主化，我們擺脫了這件國王的新衣。但主客體的零和與衝突，卻讓這個想像的領袖始終有著重新建立的基礎。過去八年具有工具性、象徵性的領袖，因為貪腐而使社會有解構領袖概念的契機。但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貪腐使得2008年，一個來自邊陲的領袖，又重新回到主客對立的軸線上。這位也有著神格化的領袖，會不會是另一個國王新衣的設計師，甚至連背後的藍圖都沒有，歷史終究會告訴我們。